李世民（公元599－649年），李渊次子，母窦皇后。封秦王，通过玄武门之变，被立为太子，而后继位，在位24年（公元626－649年），后中毒死，葬昭陵，年号贞观。
昭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北22公里九嵕山的主峰上。九嵕山，山势突兀，峰峦挺拔，沟壑纵横，山环水绕，有泾水环绕其后，渭水萦带其前，海拔1888米，南隔关中平原，与太白、终南诸峰遥相对峙。
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有雄才大略，颇有作为的皇帝，他为建立统一强盛的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。高祖李渊立嫡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，嫉妒太宗之功，屡次陷害，欲置于死地而后快。武德九年（626年）六月四日，唐太宗先发制人，发动了玄武门之变，杀死了尔虞我诈、嗜酒色如命、畋猎成性的兄长李建成，并同时杀死了谋害他的弟弟齐王元吉，迫使李渊让位，自己当了皇帝。第二年改元“贞观”。他继位后，励精图治，任用贤良，勇于纳谏，发展经济，国力昌盛，出现历史上有名的“贞观之治”，为盛唐经济、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昭陵依九峻山峰，凿山建陵，开创了唐代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例。据说是因贞观十年文德皇后临死时给唐太宗说要俭薄，“请因山而葬，不需起坟”。（《旧唐书》卷五）文德皇后死后葬于昭陵。关于以山为陵制度的原因，在同年十一月文德皇后葬后，唐太宗撰文刻石的碑上写着：“王者以天下为家，何必物在陵中，乃为己有。今因九嵕山为陵，不藏金玉、人马、器皿，用土木形具而已，庶几好盗息心，存没无累。”这里所说因山为陵，不藏金玉，与其说是为了俭薄，不如说是为了“好盗息心”更恰当些；虞世南上书唐太宗时就说过：“自古及今，……未有不掘之墓。”因此，唐初以山为陵的目的，无非是为了利用山岳雄伟形势和防盗掘而已。
昭陵工程是由唐代著名工艺家、美术家阎立德、阎立本兄弟精心设计的。其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座西向东，也不是南北朝时期“潜葬”之制，而是仿照唐长安城的建制设计的。长安由宫城、皇城和外廓城组成。宫城居全城的北部中央，是皇帝起居的地方，皇城在宫城之南，为百官衙署(即政治机构)，外廓城从东南北三方拱卫着皇城和宫城，是居民区。昭陵的陵寝居于陵园的最北部，相当于长安的宫城，可比拟皇宫内宫。在地下是玄宫，在地面上围绕山顶堆成建为方型小城，城四周有四垣，四面各有一门。据史书记载， 昭陵玄宫建筑在山腰南麓，穿凿而成。初建时驾设栈道，栈道长400米，即230步，文德皇后先葬于玄宫，而栈道并未拆除，就在栈道旁之上建造房舍，供宫人居住，象对待活人一样对待皇后，待太宗葬毕，方拆除栈道，使陵与外界隔绝。玄宫深75丈，石门五道， 中间为正寝，是停放棺椁的地方，东西两厢排列着石床。床上放着许多石函，里面装着殉葬品。墓室到墓口的通道上， 用三块大石砌成，每块石头有二吨重，石与石之间相互铆住。据《旧五代史·温韬传》载，“宫室制度闳丽，不异人间”， 陵墓的外面又建造了华丽的宫殿，苍松翠柏， 巨槐长扬。杜甫在《重经昭陵》诗中说：“灵寝盘空曲，熊罴守翠微。再窥松柏路，还见五云飞。”在主峰地宫山之南面，是内城正门朱雀门，朱雀门之内有献殿，是朝拜祭献用的地方，与门阙距离很近，整个遗址约10米见方，加门阙南面约20米见方的场地， 仍然是一个狭小的遗址。在这里曾出土残鸱尾一件，经复原后高1．5米，宽0．6米，长11米，以此件的高度来推想，献殿的屋脊，其高应在10米以上，应该是重檐九间，才能合于比例。门阙之间约5米，恰在献殿正中。由此可推想这座殿堂是多么高大；所有这样的殿宇楼阁构成的建筑整体，又是多么宏伟。 献殿南面过20米的场地，是横向的一条深沟，可证这里不可能有别的石刻，也不可能再有别的建筑物。九嵕山属石灰岩质，长期遭受高空风雨的剥蚀，山洪冲刷，不仅山陵建筑无存，就连原有的山势形体亦改变了不少。但仍可略辨当年陵寝构造遗留之痕迹：山势外形呈马鞍形（当地俗称笔架山），南面山体两侧岩层伸出，呈簸箕形状；山腰残存有窑洞、窟窿等痕迹，可能与当年栈道建筑有关。根据文献记载，昭陵建筑时，在南面山腰凿深75丈为地宫，墓道前后有石门5重；墓室内设东西两厢，列置许多石函，内装随葬品。五代军阀温韬盗掘昭陵，记载有“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，宏丽不异人间”。这都可想象这个“山下宫殿”内部寝殿层层窍深和宏丽的情景。
当时地宫外面还有许多木构建筑,建有房舍和游殿等。由于地宫前面四周山势陡峭凸凹不平，往来不便，又“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，悬绝百仍，绕山二百三十步，始达元宫门”，用栈道连结上下左右，通达地宫的道路。但山上栈道建筑不能垂直上下，必须左右回绕旋转，这从杜甫所写的《重经昭陵》“陵寝盘空曲”诗句中可得到证明。虽然前人的这些记载未必绝对可靠，但从中却可看出其规模的富丽堂皇和工程繁难的程度。昭陵当时四周的建筑，根据宋敏求《长安志图》记载：“以九峻山山峰下的寝宫为中心点，四周回绕墙垣，四隅建立楼阁，北为玄武门，南为朱雀门，周围12里”。
在主峰地宫之北面，是内城的北门玄武门，设置有祭坛，紧依九嵕山北麓，南高北低，以五层台阶地组成，愈往北伸张愈宽，平而略呈梯形，在南三台地上有寝殿，东西庑房，阙楼及门庭，中间龙尾道通寝殿，是昭陵特有的建筑群。在司马门内列置了十四国君长的石刻像： 突厥的颉利、 突利二可汗，阿史那社尔、李思摩、吐蕃松赞干布、高昌、焉耆、于阗诸王、薛延陀、吐谷浑的首领、新罗王金德真、林邑王范头黎、婆罗门帝那优帝阿那顺等。这些石像刻立于高宗初年，反映了贞观时期国内各民族大团结、唐对西域的开拓以及与邻邦关系的盛况。这些石像在早年已遭破坏，今可见者有七个题名像座，几躯残体和几件残头像块。前人曾说这些石像，“高逾常形，皆深眼大鼻，弓刀杂佩，壮哉，异观矣!”从发现的残体来看，石像高不过六尺，连座约9尺许，并未超过常形，头像残块可以看出确有深眼高鼻者，有满头卷发者，有辫发缠于头者，有头发中间分缝向后梳拢者，有戴兜鍪者，但未见有弓刀杂佩者。服装有翻领和偏襟两种，其余则不能确知。仅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这些石刻像也应属于写实之作。
在祭坛东西两庑房内置有6匹石刻骏马浮雕像，驰名中外，曾有诗云：“秦王铁骑取天下，六骏功高画亦优。”这是李世民自己选定的题材。他在隋亡以后，为统一割据的局面，巩固唐王朝新建的政权，南征北战，驰骋疆场，他骑过的六匹马，联系着他的战功。据说由当时担任营山陵使、工部尚书、著名工艺家、美术家阎立德起图样，筑陵石工中的高手雕镌而成的。这六具石雕骏马是在平面上起图样，雕刻人马形状的半面及细部，并使高肉突起，称之浮雕，也叫“高肉雕”。每边三具，皆背靠后檐墙而立。据记载，原石在每块上角有欧阳询书，太宗自撰的马赞诗，随后另有殷仲容隶书刻于座上，这些今俱不可见，原诗收入《全唐文》中。六骏的名为“特勒骠”、“青骓”、“什伐赤'、“飒露紫”、“拳毛騧”、“白蹄乌”。现存西安市博物馆，其中“飒露紫”、“拳毛騧”二骏，于1914年被盗运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。昭陵六骏刻于贞观十年，各高2．5米，横宽3米，皆为青石浮雕，姿态神情各异，线条简洁有力，威武雄壮，造型栩栩如生，显示了我国唐代雕刻艺术的成就。在“飒露紫”中表现了唐太宗在与王世充作战时“飒露紫”为流矢所中，丘行恭进前为它拔箭那种亲切形象。昭陵的这些石刻在种类、造型及题材上，既不取生前仪卫之形，也不用祥瑞、辟邪之意，独具一格，所有石刻都是写实并富有政治意义的不同凡响之作。
昭陵的寝宫，是供奉墓主饮食起居的地方，起初建筑在陵墓旁边的山上，后因供水困难，移到山下，称“陵下宫”，在山陵的西南脚下，与南面的朱雀门大致在一条线上，后因山火焚毁，就移于封内的西南方的瑶台寺，距陵18里。据瑶台寺遗址出土的题刻残石看，晚唐时期与建陵同祭于此。这里是守陵宫女住宿之处，不但是皇帝谒陵、公卿巡陵必到之处，也是春秋祭、朔望祭、节日祭、日进食、朝夕祭之处，是宫人供养如常制之处。
今昭陵下宫遗址未作清理，其规模不可知。
昭陵还分布有功臣贵戚等陪葬墓167座， 已知墓主姓名的有57座，形成一个庞大的陵园。这是援引汉代的制度，唐代从献陵开始。起初只限于赐葬，随后允许申请陪葬，渐次扩到子孙亦可从葬陪陵。据昭陵有碑及出土墓志记载： 陪葬者或享受国葬，丧葬所需概由官府支出；或官为立碑；或赠米粟布帛；或赐衣物；或给羽葆鼓吹等。还有预赐茔地，以便生前就修造坟墓。也有为纪念战功而起冢者，如李靖墓起冢象阴山、积石山；李绩(徐懋功)墓起冢象阴山、铁山、乌德犍山(即郁都斤山)；阿史那社尔墓起冢象葱山；李思摩墓起冢象白道山等。还有皇帝亲为撰书碑文者：如魏征碑为唐太宗撰书；李绩碑为高宗撰书，更足以说明他们所受的宠荣。陪葬墓的石刻也极为精美，温颜博墓前的石人，魏征墓碑首的蟠桃花饰、尉迟敬德墓志十二生肖图案和石椁的仕女线刻图等，皆为当时艺术精品。从墓内还发现大量的精致的工艺品，例如李绩墓中出土的“三梁进德冠”，花饰俊美，据说唐太宗亲自设计了三顶，赐予最有功之臣，李绩得了一顶。众多陪葬墓衬托了陵园的宏伟气势，加之各墓之前又多有石人、石羊、石虎、石望柱、石碑之属，更能点缀陵园繁华景象。同时也反映了唐太宗时君臣之间“义深舟楫”的关系。有“荣辱与共，生死不忘”之意。唐太宗能与功臣“相依为命”，既不滥杀功臣，且能妥善安置，使能保持晚节，死后还能安葬在一起，这种做法在帝王中实属罕见。
昭陵地面建筑虽已被毁，又屡遭战乱的破坏，但陵园遍布着丰富的古迹，有大量的古代美术工艺品及其他文物，有待发现。昭陵博物馆里展示了许多墓碑和墓志，保存了大量的有关唐代的政治、经济等各方面的史料，为我们展示了初唐书法艺术的高度水平。
